民事訴訟中，通知是民事訴訟的程序保障，承載著傳遞案件信息，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功效。通常而言，民事訴訟送達采用書面直接通知最為妥帖，在當事人下落不明等特定情形下，方可采用公告送達。不過特別代表人訴訟因其特殊性若全部采用書面一一通知則會出現適用障礙。

特別代表人訴訟是依據新修訂《證券法》的規定，由投資者保護機構受五十名以上投資者委托，作為代表人參加的訴訟。于投資者而言，適用“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訴訟參加方式。通知也是特別代表人訴訟程序中尤為重要的一環。特別代表人訴訟的特殊之處在于其投資者人數眾多、分布地域廣泛，而且其本身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一般民事訴訟的機理，代表人的代表權來自于法律授權。因此，誰來通知，怎么通知就顯得極為重要。這關系到能否將案件進展有效傳遞給廣大被代表投資者以及最大限度地保障其訴訟權利。

解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和《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特別代表人訴訟業務規則（試行）》（以下簡稱《投服中心業務規則》），我國特別代表人訴訟的通知主體是法院和投資者保護機構。權利登記、開庭審理、執行等事宜，由法院來通知；代表人變更、放棄訴訟請求、承認對方當事人訴訟請求、決定撤訴等事宜，則由投資者保護機構來通知。

當然，正是特別代表人訴訟的上述特殊性，這也決定了其通知方式的復雜性。如何實現保障投資者訴訟權利與提高訴訟效率及降低訴訟成本之間的平衡，是特別代表人訴訟通知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對此，可從訴訟目的實現、訴訟效率提升及信息技術更迭這三個維度來加以探析。

首先，合理的通知方式應當著眼于實現特別代表人訴訟的目的。在法理層面，方式、手段通過發揮相應效用來服務于規范目的。特別代表人訴訟是對投資者的集體救濟，旨在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雖然直接通知在一般民事訴訟中值得提倡，也最能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但實際中，考慮到特別代表人訴訟人數眾多這一現實制約條件，在特別代表人訴訟中適用直接通知，很可能會耗費大量物質成本和時間成本，抑制特別代表人訴訟目的的實現。如果通知方式不能服務于訴訟目的，只會適得其反，得不償失。

其次，合理的通知方式應當能夠實現訴訟效率的提升。就特別代表人訴訟而言，其通知方式應當是低成本、便捷高效的，而且也能產生預期法律效果，保障訴訟程序的開展。比如，《投服中心業務規則》第九條規定：“投服中心依托信息化技術手段或者公開平臺通知、公告投資者，保障被代表的投資者持續了解案件審理的進展情況。”該通知方式體現了提升訴訟效率的價值考量。又如，在康美藥業案中，廣州中院發布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原告資格查詢公告明確了投資者可通過微信小程序搜索“廣州微法院”進入，點選頁面下方“微訴訟”欄目，選擇“代表人訴訟”入口進入代表人訴訟平臺，通過實名驗證后即可查詢相關個人信息。實踐中，這一通知方式極具現實合理性，能夠提升訴訟效率，體現了平衡的藝術，既實現了通知的便利性，又能夠保護投資者的個人信息。